和保尔森握手，你一定会被他的坚定与力量打动，当他紧握着我的手说完“THANK YOU”之后，这位高盛前CEO、美国前财长，为我、一个中国人描绘了他的中国梦、及一个深远的猜想。“过去我从北京的酒店窗户向外看时，空气可没这么脏”。保尔森坐在北京长安街旁的一家酒店的17楼，这个国家对于他而言是一个传奇。 

2006年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对保尔森说，你来中国七十多次了，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保尔森真的把“老朋友”做成了一桩事业，“因为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规模的巨变。变化的体量、步伐、范围。我们也从未见过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此依赖市场，也未见过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中的领袖，成长为一个这样的大国。真的是超乎寻常！”

用中国人的话说，保尔森从美国财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就开始把自己的金钱、精力投入到了一件看起来与致富、甚至与美国根本不相干的事业上来。“我十分确信，那些老旧的城镇化模式不会带来好结果，中国需要新的，通过与消费更为连接紧密的经济增长模式。现在的模式已经高度依赖于政府的投资和基础建设，以及靠对固定资产的投资来拉动出口。所以我认为新的城镇化会引领更为高质量的增长，更多的关注服务，更广泛的提高收入，这也会带来更为清洁的环境。”保尔森的这番话与不久之前李克强及其团队所阐释的“新型城镇化”的观念高度吻合，而在三天之前，也就是11月5日，他才与他的一位中国老朋友亲密地谈了好几个小时。这位老朋友是王歧山。 

“我得说我很确定有些事中国的领导比我更懂，但我也有一些观点，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去执行，困难在于怎样去做，什么样的时点以及怎样的结果。所以以户籍制度作为开始，很显然使中国的劳动市场正常化会使中国受益，消费会提高，会帮助私营部门，帮助服务行业，会吸引人们来到中国。”假如你在听到这番话时，可以忽略面前这个高大、略显老迈的洋人，你真的会恍惚觉得面前坐的是一位中国发改委、或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学者型官员。 

保尔森在退休之后，回到了他的母校、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的摇篮芝加哥大学，创办了保尔森中心，而这个中心的所有工作几乎只有一个对象——中国。保尔森利用他在中国超乎寻常的政商关系，悄悄地将他对中国的理解，“渗透”到了中国的城镇化当中。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一个崭新的市政融资系统，而如何做到呢，中国首先需要进行全部的税制与财政政策的改革，人们才能获得更多资源的收益，而预算也会更合理和可计量。当财政状况透明了，这就可以成为一个地方融资平台的基础。但是现在还只是依赖于出售土地，这样只会增加社会的压力与动荡。”曾经两次与保尔森深入交流的一财电视《首席评论》主持人褚琳表示，与她接触过其他外国元首、高官不同，保尔森更加圆滑、世故，尤其是在中国的问题上，他非常容易与中国的官员找到共同的话题。

“去年我在主持一次保尔森与长沙市长张剑飞之间的对话时，就发现保尔森熟悉中国官场文化，他坚持要张市长与他一起接受我的访问，并且迅速地找到了共同话题。”褚琳受邀在昨晚（11月7日）主持了一个保尔森中心在京举办的颁奖活动，而这个活动的内容是由保尔森中心出钱，奖励那些在中国城镇的可持续发展中做出贡献的项目和城市。“保尔森这个人非常热情，在吴仪同志做副总理的时候，我就与他非常熟悉，他可以说对中国非常有感情。”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原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提起保尔森，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热情”。这种热情，让保尔森的基金会，及他本人现在痴迷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需要一个经济体制可以去建立繁荣，去追求一个平等的生态环境，让我们所吃的食物、所呼吸的空气、所喝到的水、所使用的资源安全，这就是另一种可持续性的定义。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增长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可持续的，这是坏消息，好消息则是，这个国家的领袖十分明白，并且他们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这也是为什么我花费了许多时间与金钱在中国工作，因为我觉得这对中国和世界都非常重要。”保尔森这番话，可以用来解释他对中国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预期，但他的措辞、方向和语境，和他所会见的中国官员们，无不说明了他的猜想的重要性。

昨晚（11月7日晚），在北京PM2.5降至低点，空气清澈得令人感动，保尔森与他邀请的中国老朋友们聚集在一个能够洞穿长安街的楼顶。他的客人包括徐匡迪（前上海市长）、朱云来（中金公司董事长、朱镕基之子）、陶斯亮（陶铸之女）、王春正（原中央财政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副秘书长）。他们在一起讨论中国的改革。“每个人都有很高的期望值, 我从没见过期望值如此高的情况. 当新的领导人们开始执政,每个人都开始把他们跟即将卸任的领导人做比较, 而随着时间流逝，又会开始比较习近平和朱镕基。这是一个很困难的比较. 并且我认为现在的工作甚至更加艰难，因为现在的经济是如此的大而复杂并且民众的期望是如此的高。但是令我好奇的是，他们非常清楚的了解到需要专注于改革, 他们明白重点就是改革。”

事实上，在去年我见到保尔森时，知道他今年其实有一个特殊安排，这就是去南京与季建业见面，但是由于这位市长被“双规”而取消。而这位市长也曾经有过一次与保尔森之间的要GDP，还是要可持续发展的对话，特别是在两者有矛盾时，应该怎么办。保尔森的观点是一致的，“别无选择，只能去平衡它。中国人民会有所修正，从另一点来说，GPD正在杀人，污浊的空气，肮脏的水，它对经济是个巨大拖累。” 

保尔森今天（11月8日）即将离开中国，有一个好事的媒体统计说这是他第101次来中国，我未知真伪。但他本人对我说，我很快就会再来，也许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因为“这是一个强大领导层，他们明白问题所在。当然我也同样明白这有多难，我得说，我一直为政府工作，对外人来讲很容易坐在那里就讲，你该如何去做，事情就会得到解决。所以好消息是这届领导人很强大，坏消息则是他们不这么强大也不行，因为期待太高了。我认为期待已经高到很难照顾到全部，所以更需要一些宽容与理解。我觉得三中全会的重点会放在政策和方向的建立上，一个更清晰的方向，寻找一个现实的前进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