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的开头几天，我从巴黎败兴而归，原因是我们在巴黎歌剧院的预订的演出，被取消了。取消的原因，是一件在我看来不可思议的事。巴黎发生了大罢工。可以说这是一场本世纪以来，在巴黎发生的最大规模的罢工。罢工的原因是：这里的人不同意延长退休。

 首先站出来反对延长退休的，是一群在我们看来社会的中坚阶层，他们包括演员，老师和很多其它行业的公务员。在法国，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这里的芭蕾舞演员的退休年龄一般是39岁。法国没有把不能再跳舞的芭蕾舞演员安排到行政岗位去坐办公室的传统，而是让他们退休直接领退休工资。

 39岁，这个貌似荒唐的退休年龄，其实对于从事舞蹈行业的人来说，是非常有道理的，人一旦越过了30岁，身体的机能就已经开始退化了，如果在这个时候，他还要再从事体育体操或者舞蹈这样高强度的表演的话，一般来说是很难做到（好）的。法国，是大陆法系国家，所有的政府规章都由成文法来规定。这也就意味着，法国政府，或者准确的说是法国的历届政府，必须为不同的行业规定不同的退休年龄。

 时间到了本世纪初，法国的财政收入已经入不敷出，其中，非常大的一笔开销，就来自于支付退休人员的退休工资。这非常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养老金不够用。不管是萨科其，还是奥朗德，再或者是现在的法国总统。他们都想到了一个同样的办法，这就是延长退休年龄。但是他们这个想法，遭到了法国全社会的反对。

 实话说在巴黎的那几天，我的内心非常烦躁，因为到处是停摆的交通，一切都显得非常混乱，从戴高乐机场到酒店，甚至找不到一辆能够合法运营出租车，因为出租车司机们也都被动员罢工了。我们在没有出发前往法国之前，就已经了解到了巴黎的情况。但我总是在内心，存有一个侥幸，因为这是一场跨年的演出，无比昂贵的票价，加上舞蹈演员们的荣誉感，再加上巴黎歌剧院这样一个世界性的地标。这所有的一切，都使我坚信，这场演出不会、也不应该被取消。

 然而在2019年12月29日，我收到了来自巴黎歌剧院的最终确认邮件，演出取消了。猜到这个结果，和真正看到这个结果，在内心掀起的波澜是不一样的，在那一刻，我对巴黎人，甚至对法国人是怨恨的。我在抱怨，这个民族太不上进了，他们没有任何荣誉感，他们不知道，人生是多么的宝贵，应该争取所有的机会；他们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是用996的方式在工作和生活的；他们太自私了，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为社会服务，他们心中只有自己，只知道为自己争取权利，他们的一切幸福来得太简单了……

 好像是12月30号，我又看到了一个消息，消息说，巴黎歌剧院的芭蕾舞演员们，在巴黎歌剧院的台阶上表演了十几分钟的天鹅湖。看了照片，我非常震惊。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表演，身材修长而美丽的芭蕾舞演员，把露天的台阶，当成自己的舞台，免费公众进行了一场表演，而观看他们表演的大多数人，正是这个城市，每一个行业中为自己争取的权利的那些打工者们。

 回忆着那一幕，我的脑海中，随时都可以闪现出那张美丽的照片。这是萨特的城市，是巴尔扎克的城市，是雨果的城市，但同时也是小偷小摸的城市，伟大的艺术家和那些被艺术家们所描写的，不堪入目的“犯罪分子”们（波西米亚人），同时生活在这里。他们同时构成了这座城市的伟大纹理，就像塞纳河一样，不管它是肮脏，或者是清澈，它都永远属于巴黎。巴黎的美好，绝不仅仅在于那些高尚社区的人的高尚举止，而在于那些从事那些从事着偷偷摸摸的行业的人，也可以在这生活。这个社会的美好，就在于保障这样的弹性。

 为了保障这样的弹性，美丽的天鹅，可以拒绝演出，哪怕他们的表演生涯是如此短暂，哪怕它们的美丽，是如此脆弱；为了保障这样的弹性，“犯罪分子”们可以拒绝犯罪，哪怕他们今天急需去偷一到两个钱包。有一种力量，让这个社会最两极的人物，联合到了一起，把他们彻底团结起来。这种力量在这个社会，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就已经存在。他们不是仅仅存在于历史书籍当中的故事，更不是巴尔扎克小说中的那些简单的情节。而是一种从1789年延续至今的精神。

 巴黎人，巴黎的媒体，不会去为政府操心，养老金不够用了，怎么办啊？巴黎的媒体从来不费劲巴拉的讨论，养老金不够用了怎么办？人们应该怎么去为政府分担政府的烦恼？他们的媒体只讨论，养老金不够用了，那是你政府无能造成的，与这小老百姓，有何相关？凭什么，你的养老金不够用了，就要延长我的工作时间？这些在我们看来没有任何道理的，像是只有拆迁钉子户，才能说出的看法，却堂而皇之的登上了法兰西共和国的议事堂。

 对于这一切，我很难接受，它们与我的距离，就像我嘴里蹦出的法语词与它们真正标准的发音的距离一样遥远。但是我明白了，我的法语老师纠正我每一个法语音节发音意义，每个音读准了，法语才读得好。而对他们这个社会而言，是每一个最小的过好了，就是社会最大的好，也许这就是巴黎的荣誉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