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一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结局。104户居民以一户一票的民主权利，完全以自己的意志选出了业委会主任，并通过他干掉了开发商手下的物业公司，建立起了具有代议机构民主制度。但没有想到，不到一年时间，代议机构“业委会”被瘫痪，小区陷入了“日本先生”的“独裁”，而且这种独裁比之前的开发商更劣，因为其与民争利更凶，原先冀希望的家家户户对小区事务参政议政，和罗伯特议事规则等，均被认为与效率相抵触、太麻烦，而被扔进“＊＊＊＊业主正能量群”的最深处。

 面对新物业公司在“日本先生”领导下实施的“暴政”，大家一是呼吁要有上级部门来管一管； 再者就是希望出现一个更有能力的人，让新的“强人”打倒“日本先生”这个老强人，一切情绪都回到了“民主革命”之前的老路上。但是在2016年，这些矛盾都被高速上涨的房价，和居民们由于财富快速增加而随之提升的幸福感、自豪感，给淹没了。

 但是问题依然还是那些问题，一点也没有变……

 上海居民们的高素质在这个时候充分体现了出来，事实上已经矛盾重重，但是表面上却是理性的和气着；为了维护自己的体面，更为了维护房价带来的尊严，104户居民中的一部分开始明白，特别是一些经历了多个小区数次运动的老革命党人最先觉悟了，小区居民的组织化程度非常低，大家被组织起来的抗议行为只能是昙花一现，同时由于利益相关性的强弱，居民之间的团结，可以因为两家人多年前一次占用楼道的小纠纷，被分分钟瓦解。而那种期待再选一个强人，以求一劳永逸的作法，只能使事情越来越糟。

 代议机构业委会一团散沙，也是小区管理陷入困难的主要原因。由于家家户户利益的不同，再加上本小区高度里弄化、石库门化，基本上都是上海的老居民，大家的优点、优势及国际化的眼光自不必说，但问题在于：才从美国回来的侨胞会牵着爱犬在小区里拉屎，结果也是刚刚从加拿大回来的小朋友一跤跌在了屎上，双方大吵，搞出了川普都难以解决的国际事件；还比如，澳大利亚侨民在家里天天熬中药，搞得整个一层楼像个中医院，同层被熏得快吐了的台湾同胞不干了，结果这个矛盾跑到了台办那里…… 由于长期住在一起、吵在一起，让大家坐在一起时，反而什么都决定不了了。每一次决议，决定的永远不是要表决的那件事，而是决定我要不要和那个讨厌的邻居作同样的决定，这样一来，表决几乎次次流产。

 除了业委会之外，本小区由于历史较久，还存在着一个由十几户“权贵”组成的影子内阁，这些人到底是些什么来历，我至今也没有搞明白。他们平日里不和邻居们打交道，但一些熟悉他们的人和历任物业，始终都用他们在位子上时的职位来称呼他们。最重要的是，小区每一次利益的调整，都不会影响到他们，比如在大家都没有固定车位的情况下，他们的十几个车位却无论如何改朝换代都永远固定着。甚至，小区清洁工在做他们所在楼层的保洁时，会格外的认真。这些权贵一般并不干涉小区事务，但一旦他们的利益受到了威胁，就会找人来“打招呼”。比如，让小区禁停外来车辆一事，就是有这样一位人士去打了招呼的结果。再比如，废掉之前开发商的物业公司，搞物业改革、重新选举，也是因为开发商手下的物业经理得罪了几位这样的“权贵”导致的。就以上两者而言，他们也算做了一些好事。然而，由于这个影子内阁的成员利益固化，也让许多需要利益再分配的事情难以做下去。因为内阁成员们占了十几个车位，而且这些车位就算他们的车不在、或者卖了，别人的车也不能停，这就成了车位矛盾的根源之一；还有一位权贵虽然自己曾是个市里的某长，但是他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却有“拾荒”的陋习，父凭子贵，某长爸爸在他们所在那个楼层的楼道里藏满了他从各处搜集的宝贝，虽然周围三个楼层的住户都叫苦不已，但还是没有用，更有甚者，这个领导父亲为了与清洁工抢邻居们扔掉的纸箱收集权，不惜与比自己小四十多岁的清洁工大打、大骂、出手、出口，并先后让领导儿子去干涉物业公司开掉了三个清洁工，而这，又成一些人无视小区卫生的一个原因。

 “大记者你回来啦！”我正为小区的未来忧心重重，物业老马一把拉住了我，另一只手在我的屁股上猛拍了一巴掌。对于老马这种打招呼的方式，我一直很反感，但又碍于些什么，不便直说，只能皮笑肉不笑地应承他，“对对，租客不租了，准备小装修一下”。

 “你要搬回来了？”老马看上去很高兴，小眼睛在脏乎乎的眼镜片后狡猾地闪烁着。

 “看情况吧，目前还没有定下来呢。”我对付式的说道。

 “又要改选了，你知道吧，我马上也要走了。”老马伸了一个懒腰，双手撑在腰后，装出一付无所谓的样子。

 “是吗，不是任期还没有到吗？”我吃了一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