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达沃斯。当世界经济论坛的工作人员，向我们提出，日本的著名女外交家绪方贞子，可以接受我们的采访时。我还完全不了解她。那一年中日关系正在经历低谷，许多中日之间的友好活动被取消。

 由于这个来自世界经济论坛的采访邀约，我立即展开了对绪方贞子女士的研究。说实话，即便是跑国际新闻的中国记者，对于中日之间的重要人士的了解，也仅仅停留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那些活跃人物身上。时间进入到上世纪90年代，当我们这一批记者入行的时候，大家的注意力，已经全部放在了中美关系上。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日本陷入沉寂的十年之后，日本的选题似乎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到了这时，绪方贞子是谁？对于我而言还真的成了一个问题。

 当我在谷歌里，输入绪方贞子的名字之后，立即被她独特的人生经历吸引住了，她不仅有在美国、中国生活的经历，而且长期在联合国的工作。她的外曾祖父犬田毅曾是首相，犬田毅被中国人熟悉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是孙中山的庇护者；她的父亲是外交官，丈夫曾经是日本开发银行的副行长。而她本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经还有在中国生活的经历。在油管中，有很多她的视频资料，特别是她在联合国工作期间，在非洲以及亚洲帮助难民的许多素材。通过听她的发言，我发现她和我见到的其他日本人不同，她的英语非常之好。因为在见到她之前，我刚刚拜会过的日本央行行长和日本农业部部长，他们虽然可以听懂大部分英文的提问，但是表达起来就有一些费劲了。于是，我由陌生变得非常期待和她的见面。

 我常常觉得，瑞士达沃斯会议中心，就像一个碉堡一样。每一次到这里，都会让我想到那部反映希特勒鹰堡的电影。由于参加会议的人非常多，采访间安排非常困难，我和绪方贞子的见面，被世界经济论坛的工作人员安排在一个不大的房间当中，房间没有窗，门非常厚。我的摄制组，才安排好所有器材和机位。绪方贞子就到了。我记得她当时已经超过80岁了，但身材依旧挺拔，特别有意思的是，她没有与其他日本人见面时，那种在我看来有点“繁文缛节”式的打招呼方式。她落落大方，首先向我伸出手，用英语对我说，你们从中国来很好，我们可以聊一聊。

 我们首先聊到了那一年的一个热门话题，也就是中国和日本，在非洲投资问题上的竞争。2013 、2014年，为了应对中国在非洲投资的大幅增长，日本也展开了与非洲国家的合作。在安倍首相建议下，日本专门设立了一个基金，为非洲的基础建设提供资金。而日本的这一做法，普遍被认为是与中国在竞争。这是一个不太好回答的问题。但是绪方贞子的答案，肯定而坚决。她承认有竞争，但同时认为，在非洲的问题上，无论和中国还是日本，都是迟到者，这两个国家都没有殖民过非洲；她说自己去过非洲很多次，非洲那么大，可以给予多国共同开发的机会。

 随后我们把话题转向中日关系，她认为两国距离越近，关系就越复杂，但是越复杂也就越重要。我有一点突然袭击式的问她，日本会不会担心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位八十多岁的政治家明显愣了一下，但很快，她语带轻松的说，这又不是一场马拉松比赛。国家发展的目标是多元的，就好比世界各国都应该为非洲国家谋福利一样。如果仅仅把经济上的第一或者第二作为目标，是十分幼稚的。她几次重复了那个有关马拉松比赛的比喻，说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可不像马拉松比赛那样简单，各国的需求是不同的，各国的优势也不同。

 这是我第一次，从一个日本政治家那里，听到关于中日之间经济发展竞争的评论。说实话，绪方贞子的这段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从她的谈话中，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日本的许多政治家，起码以绪方贞子为代表的那些主流政治家，对于国与国之间经济的包容性发展，对于世界经济的平衡，已经有了很多超前的认识。

 她说，人类有多种多样的方法去改善自己的生活，不仅仅为了自己，而是为别人谋福利！即便是已经到了2014年，在中国持有这样观点的人其实并不多，我们当时的一种主要观点是，就如林毅夫教授在《繁荣的求索》当中所列，以高效率的投资和比较优势，让经济体持续增长。而长期在联合国工作的绪方贞子，已经对人类的发展道路，有了新的认识。我觉得她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抛弃竞争论，转而从一个经济体可以向其他经济体的贡献上，来看发展的问题。

 即便是在2014年，那个中日关系特别不好的时点，绪方贞子还是肯定的表达，在钓鱼岛的问题上，中日双方没有人会想把事情搞大，中国和日本之间，也不可能再会发生战争了。她认为有很多和解的渠道，科技的进步已经使不战成为可能。事实上到了2015年、2016年，中国国内还很少有人对中日关系，表达这么乐观的看法，但是到了现在，你不得不承认，绪方贞子的远见卓识。

 绪方贞子还彻底否定了那种一个超级霸主高高在上，指导其他国家干这干那的那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她认为现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由于受到通讯科技改变的影响，已经成了一种新型的合作方式。信息科技的发展已经让任何政府都不能再漠视民意，政府在维持民意对自己的支持上，正在面对更多的挑战。我想这一定是她长期在联合国，处理大量难民事务后，所得出的结论。

 那次会面，我和绪方贞子大约一共聊了四五十分钟，我发现她的思维非常敏捷，对许多中日、中美日，以及国家治理方面，都有很多与众不同的看法。也是那次，让我第一次意识到了，日本的政治家非常厉害，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我们的确太少重视来自日本的意见，以及太少和日本的政治家们交流了。同为东方民族，近代以来，中国一直以日本为师，但在中国加入WTO，经济腾飞之后，中日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某些变化，我们常常说，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经历了失落的20年，但事实上，日本人的精神世界，日本对于世界的看法，已经在这20年间发生了深远的变化。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就成为发达经济体，而且是西方社会的重要成员之一。日本政治家的思维方式，已经与西方政治家高度一致，他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时间远比中国人长，早已是世界舞台上长袖善舞的主要演员。

 与绪方贞子的这次交流，大大激发了我对日本的兴趣，在2016年和2017年，我曾几次访问了日本。每一次在日本时，我都会和同行的日本朋友，谈到与绪方贞子的这次讨论，大家听到绪方贞子的名字，无不脸露崇敬之情。我也一直想在日本，可以再次拜访绪方贞子女士，但没有想到，几天前，也就是10月29号，传来了绪方贞子去世的消息。在国内有关她去逝不多的几篇报道中，我注意到，中国媒体还是把对绪方贞子的注意力，放在了他的外曾祖父与孙中山的交情，以及她与中国并不是太多的几次交集中，而忽视了她是一个日本杰出的女外交家这最重要的一点。于是特撰此文，纪念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