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之前，我有一位同事的母亲，与邻居因很小的一件事发生的争执，回家之后对自己的儿子、也就是我这位同事的哥哥说，“你看妈妈在外面受欺负，没有人帮，要你这个儿子有什么用”！听到此言，这个当时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拿着一把水果刀冲到邻居家，将那位邻居刺死。对于这场悲剧，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一场激情所致的犯罪，这个小伙子没有将自己的情绪控制好，这个母亲不应该对自己儿子说那样激愤的话等等……最终随着这个儿子被执行死刑，事情似乎也就了了……

 我们都有一种潜在的欲望，就是将自己的错误转化为他人的错误。比如这位母亲，明明是她在与邻居吵架，其实与儿子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由于她不甘心承受吵架输了的怨气，故意地将这个结果与事实上没有任何关联的“要你这个儿子有什么用”结合起来，她的目的就是要将这个“错误”转移到别人身上，通过指责儿子来证明自己与邻居争吵的价值。

 我的一些同学，他们早年移民美国，结果错过了国内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起码，当年那些从北京、上海等地考了托福高分出去的人，他们在美国房子远不如国内值钱，工作呢，也非常普通。他们常常对着我们这些在留在国内的人，义愤地指责种种不平的事，那种语气似乎就是说，你们应该对这些事情承担责任，结果常常引发出许多莫目其妙的争执。

 再比如，你与你的妻子一起去麦当劳，你付完了钱去一旁坐下，你的妻子却因调整某一种食物与柜员发生了摩擦，甫一落座，她就指责你道，你明知我没有带手机不能付钱，却让我在那里等餐。似乎这一切，完全是因为你在明白她不能付钱的情况下，要出她的洋相才发生的。

 再再比如，你送你的孩子去上补习班，结果老师迟到了几分钟。几位家长立即冲了上去，你们这些老师天天迟到，就知道赚钱，难怪我们小孩子的成绩上不去。似乎他们子女成绩不好，就是由于这个老师今天的迟到造成的。

 人类头脑的发达之处在于，我们善于将一些事情简单化。比如，那位母亲就认为，如果儿子可以帮我一起吵架，我就可以吵赢了；那些移民美国的同学则认为，中国要不发展这么快，我们的移民行动就更加有价值了；那个妻子则觉得，要是丈夫一直陪在身边，就不会有与柜员的摩擦了；那些个父母呢，则肯定的想，老师要负责任（不迟到），我们就不会为子女的成绩再担心了。所有这些想法的简单之处在于：这不是我的问题，这是你（们）的问题。

 人生就像传统电视台播出节目一样，是线性的，是不可逆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要让怒气冲天的母亲去否定自己与邻居的吵架，要让觉得亏了的移民美国者们去否定自己为移民做出的努力，要让妻子去认识到是自己不应该与柜员发生摩擦，要让父母们明白孩子的不成功是自己教育的问题，是不大可能的，因为这些事已经发生，不可能重新来过，或者像今天的互联网电视一样进行编辑了。那么，怎么办？这些人分别都做出了如上的选择。这些行为的“正确”之处在于，他们都在给自己做过的事，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只不过这解释是通过将错误转移到他人的身上来实现的。

 那么什么时候，人们会自然地将自己的错误转移到别人的身上呢？首先，就是你已经为你之前所为，消耗了大量资源；第二呢，就是你意识到自己已经失败了；第三就是，在你的身边有这样一个可供转移错误的、安全的对象。

 上文中的母亲、移民美国者、妻子和父母，都分别在不同的场景中消耗了不同性质的大量资源，有的是精力、有的一辈子的努力、有的是面子，还有的是教育的成本；但是在这一切付出之后，却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失败：吵架输了、移民亏了、面子没了、孩子成绩上不来…… 当他们意识到这些失败之后，自然地发现了身边可供转移错误的对象，母亲转移的对象是儿子，之所以是儿子，因为她知道，即使自己对儿子说一些狠话，也不会有与邻居吵架之后的后果，因为大概率事件，儿子应该是默默接受这无端的指责；移民者的转移对象呢，是同学，因为同学们毕竟有一定情义，不大可能害他们，也更可以容忍他们的指责；妻子呢，自然是丈夫，长期的生活经验和打磨让她明白，丈夫可以是最常见、最主要的错误转移对象，而且这种转移不大可能让自己受损；最后，那些父母呢，他们大胆地将自己教育不当的失败转移到补习班老师的身上，而非孩子们日常上学的学校老师，也是基于以上考量。

 但是所有这些错误的转移，都好比是在推倒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你很难计算出将会有怎么一连串事件将会发生，就像那位失去了儿子的母亲一样，她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

 因为承接你错误转移的一方，有可能也在进行新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