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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前,我有一位同事的母亲,与邻居因很小的一件事发生的争执,回家之后对自己的儿子、也就是我这位同事的哥哥说,“你看妈妈在外面受欺负,没有人帮,要你这个儿子有什么用”!听到此言,这个当时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拿着一把水果刀冲到邻居家,将那位邻居刺死。对于这场悲剧,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一场激情所致的犯罪,这个小伙子没有将自己的情绪控制好,这个母亲不应该对自己儿子说那样激愤的话等等……最终随着这个儿子被执行死刑,事情似乎也就了了……

 我们都有一种潜在的欲望,就是将自己的错误转化为他人的错误。比如这位母亲,明明是她在与邻居吵架,其实与儿子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由于她不甘心承受吵架输了的怨气,故意地将这个结果与事实上没有任何关联的“要你这个儿子有什么用”结合起来,她的目的就是要将这个“错误”转移到别人身上,通过指责儿子来证明自己与邻居争吵的价值。

 我的一些同学,他们早年移民美国,结果错过了国内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起码,当年那些从北京、上海等地考了托福高分出去的人,他们在美国房子远不如国内值钱,工作呢,也非常普通。他们常常对着我们这些在留在国内的人,义愤地指责种种不平的事,那种语气似乎就是说,你们应该对这些事情承担责任,结果常常引发出许多莫目其妙的争执。

 再比如,你与你的妻子一起去麦当劳,你付完了钱去一旁坐下,你的妻子却因调整某一种食物与柜员发生了摩擦,甫一落座,她就指责你道,你明知我没有带手机不能付钱,却让我在那里等餐。似乎这一切,完全是因为你在明白她不能付钱的情况下,要出她的洋相才发生的。

 再再比如,你送你的孩子去上补习班,结果老师迟到了几分钟。几位家长立即冲了上去,你们这些老师天天迟到,就知道赚钱,难怪我们小孩子的成绩上不去。似乎他们子女成绩不好,就是由于这个老师今天的迟到造成的。

 人类头脑的发达之处在于,我们善于将一些事情简单化。比如,那位母亲就认为,如果儿子可以帮我一起吵架,我就可以吵赢了;那些移民美国的同学则认为,中国要不发展这么快,我们的移民行动就更加有价值了;那个妻子则觉得,要是丈夫一直陪在身边,就不会有与柜员的摩擦了;那些个父母呢,则肯定的想,老师要负责任(不迟到),我们就不会为子女的成绩再担心了。所有这些想法的简单之处在于:这不是我的问题,这是你(们)的问题。

 人生就像传统电视台播出节目一样,是线性的,是不可逆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要让怒气冲天的母亲去否定自己与邻居的吵架,要让觉得亏了的移民美国者们去否定自己为移民做出的努力,要让妻子去认识到是自己不应该与柜员发生摩擦,要让父母们明白孩子的不成功是自己教育的问题,是不大可能的,因为这些事已经发生,不可能重新来过,或者像今天的互联网电视一样进行编辑了。那么,怎么办?这些人分别都做出了如上的选择。这些行为的“正确”之处在于,他们都在给自己做过的事,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只不过这解释是通过将错误转移到他人的身上来实现的。

 那么什么时候,人们会自然地将自己的错误转移到别人的身上呢?首先,就是你已经为你之前所为,消耗了大量资源;第二呢,就是你意识到自己已经失败了;第三就是,在你的身边有这样一个可供转移错误的、安全的对象。

 上文中的母亲、移民美国者、妻子和父母,都分别在不同的场景中消耗了不同性质的大量资源,有的是精力、有的一辈子的努力、有的是面子,还有的是教育的成本;但是在这一切付出之后,却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失败:吵架输了、移民亏了、面子没了、孩子成绩上不来…… 当他们意识到这些失败之后,自然地发现了身边可供转移错误的对象,母亲转移的对象是儿子,之所以是儿子,因为她知道,即使自己对儿子说一些狠话,也不会有与邻居吵架之后的后果,因为大概率事件,儿子应该是默默接受这无端的指责;移民者的转移对象呢,是同学,因为同学们毕竟有一定情义,不大可能害他们,也更可以容忍他们的指责;妻子呢,自然是丈夫,长期的生活经验和打磨让她明白,丈夫可以是最常见、最主要的错误转移对象,而且这种转移不大可能让自己受损;最后,那些父母呢,他们大胆地将自己教育不当的失败转移到补习班老师的身上,而非孩子们日常上学的学校老师,也是基于以上考量。

 但是所有这些错误的转移,都好比是在推倒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你很难计算出将会有怎么一连串事件将会发生,就像那位失去了儿子的母亲一样,她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

 因为承接你错误转移的一方,有可能也在进行新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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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鑫

周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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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上海。历任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编导,SMG驻香港记者,第一财经北京分部主任,财新传媒助理总编辑,一财英文版Yicai Global总编辑兼CEO。2008年至2017年间曾赴索马里、利比亚、埃及、突尼斯、叙利亚、乌克兰等等战争和政治动荡的核心地带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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