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呆的越久，就越会为周围的一些事物感觉到触动。你比如说，在布鲁塞尔街头一些历史长达百年之久的老餐厅，他们的菜单一成不变。甚至连他们的大厨，去采购食材的菜市场，也一成不变。还有在意大利威尼斯的那些乐器店，有些商店甚至有了近200年的历史，他们制作乐器的工艺，从很早以前开始，就没有变过，有一家店，甚至就连拧弦的工具，都没有改进过。还有我最喜欢的有一家伦敦街头的雨伞店，这家店的历史也长达百年，他们制作的雨伞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在欧洲，你徜徉在这些老铺子当中，经常听到的词是nice、elegant。

 每当周末来临，或者重大的节日。女生们，穿着自己妈妈，甚至奶奶，甚至奶奶的妈妈，留下的衣服，去参加活动，或者去观赏演出。而男生们呢，穿的是自己的父亲，爷爷，甚至更早的祖先留下来的衣服，出现在活动的现场。

 在巴黎的街头，许多咖啡厅，因为生意的关系也是关关停停。但像花神咖啡馆那样的地方，却什么都没有改变。要是萨特和波伏娃现在重返人间，他们一定可以沿着过去常走的那条路，回到这里，连菜单都不用看，用他们那个时代的口吻，点一杯2019年的咖啡。

 在波尔多，一些酒庄老板向我感叹，现在生意确实不好做了，因为来了很多中国人，他们“创新”的能力太强了。中国老板的创新，甚至改变了国人对葡萄酒的鉴赏方式。很多法国人生产的，口味纯正的白酒或者红酒，在中国其实并不畅销，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中国消费者，觉得他们的酒口味太淡了，酒味不重。而中国人生产的法国葡萄酒，才更适合他们的口味。

 我曾经去Lonely Planet编辑部交流，他们说，关于欧洲的书，他们在内容上，调整是最小的。而他们的中文版，在中国的生意，很不好做。因为中国的出版商，或者中国的旅游电商们，创新的能力实在太强，他们完全不是对手。停止和中国的版权方合作，暂停他们的中文版，是迟早的事儿。

 在雅典的近郊，我认识一些老人，他们大约六七十岁了，多是一些中产阶级，或者知识分子。他们不要说电子支付，很多人就连Facebook、Twitter都没有听说过。用的手机，均是超过10年历史的、带键盘的诺基亚，或者是一些已经不存在了的品牌。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手机，招来工程师或者电工修理家里的电器、暖气和发电机。

 特别令我触动的是，在一座叫做布鲁日的小城，参加的一次脑瘫儿童的聚会。数十个来自不同地方的脑瘫儿童，以及他们的家长，聚在一起，分享的不是病情，而是欢乐。大家有说有笑，唱歌，喝啤酒。其中年纪最大的脑瘫儿童，已经十七八岁了。在这里，我第一次意识到，人民不但拥有不创新的权利，甚至还有愚蠢的权利。回想起不久前，在江苏才发生的一切，父亲和祖父一起，将一个年仅七岁脑瘫女童杀死的案件，真是令人感慨万千。

 在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成长的历程当中，不创新，不仅是愚蠢的代名词，甚至就是死亡的代名词。没有创新能力的工厂，不断被关闭，工人下岗回家。没有创新能力，是老板开掉一个员工，非常正当的理由。创新的大标语，从刷满大街小巷，到在手机上，处处刷屏。无论是卖烤羊肉串的小贩，还是那些身家上亿的富豪，中国人，人人都在朝思暮想着创新。因为这性命攸关。

 在医院里，人们用所谓优生检查的方式，在唐氏婴儿还没有出生前，就将他们的生命抛弃。我们不接受愚蠢的生命，人没有权利生而就蠢。而在欧洲，这样的孩子，不但会被生下来，而且父母、社会还会让他们享受和所有人一样的人生。我说这些，并不是想把落后的欧洲，吹嘘成一个天堂。我只是想说，不创新的人，或者不聪明的人，是不是有权利生活，或者说，是不是有权利拥有正常的生命？

 我过去常常感慨，中国很多七八十岁的老年人真聪明，他们会使用支付宝，能摆弄智能手机，可以下载无数的客户端享受电子时代。而今天在我眼中，他们这些奋力追赶时代，生怕被淘汰的笨拙身影，实在令人悲哀。假如创新，已经让我们这个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没有生存的余地，那么，这还是一样好东西吗？

 在苏州观前街的朱鸿兴吃面时，听到他们这里的员工说，他们也要做电商了。我心头不由掠过一丝悲凉，这样一家老面馆，他们能做好电商吗？他们合适做电商吗？但这家已经早是国有企业的老字号里的员工说，现在老字号也要创新啊，不然怎么跟得上这个电子商务的时代啊？

 我回忆起，在雅典阿提卡百货旁一家历史久远的餐厅，他们的服务员告诉我，这里的餐具都有了好几十年的历史。看着这些银光闪闪的刀叉，回忆起，我们点外卖时，那些摊在我们桌上的塑料的盆盆罐罐，以及在上海大街上，那些横冲直撞，争分夺秒，以性命搏生存的快递员们，世界的未来，真是令我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