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突尼斯民众一举推翻了专制的独裁者，就在这时，我还没有感受到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与我之间的关系。仅仅一年多之前，我才从索马里回国，在吉布堤看到了失去了国家政治家们进行的一场所谓的总统选举，这让我切身体会到了“山河破碎”的感觉。

此外，这次域外选举的工作人员几乎完全来自美国，虽然他们是自称为联合国的工作人员，这也给人一种美国无处不在的感觉。

突尼斯发生的一切很快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蔓延开来，也门、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埃及、阿曼、叙利亚…… 一夜之间，革命的风暴像秋风扫落叶一般，开始涤荡各个统治集团。而我，中国估计很少有人可以像我一样，从2009年开到2012年前前后后从北非到中亚，从海盗到反叛军，几乎跑遍了各个动荡的中心、见证了整个革命。

然而10年过去了。革命留下了什么呢？最近，我与纽约时报的同道一起开始反思这一切。作为中国最早前往北部非洲的阿拉伯国家进行报道的记者，我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报道工作本身对我们也是一种教育。

夸大集体、消解个体意识的专制者，并非不能在经济上有所作为。事实上，在那一段身临班加西的日子里，大家对于这一个精英的“反叛集团”都报有很大的信心。我们认为，在卡扎菲倒台之后，他们是完全有能力将一个专制的利比亚转变为一个民主的利比亚的。

与此同理，民主、特别是由其带来的自由市场是绝对可以让这样一个石油资源特别丰富的国家取得经济上的巨大成就的。但是，形势没人强。10年过去，再看看利比亚，估计很难得出一个乐观的评价。今天的利比亚不但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而且由于缺少强人，国家内部的纷争不断。就在卡扎菲完蛋之后，美国在班加西的使馆遇袭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我们亲眼看见，一度利比亚人民确实将美国看作“解放者”，当然也包括现在已经锒铛入狱的前法国总统萨科齐。但，当革命没有改变现状，而且让原本生活变得更加糟糕的时候，人民就变得不满意了。事实上，这种情况，在革命成功的其他地方也是一样的。

比如最早掀开阿拉伯世界民主运动的突尼斯，10年之后，突尼斯人想在那场革命当中解决的问题几乎一样也没有解决。虽然，我们认为专制者搞得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但是每个人的命运不可能活在意识形态的宣传里，不管这个是民主政权的宣传还是其他。个体基本需要要得到满足，一旦不能满足，不管什么意识形态，就都将崩解。

10年来，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人民可以为理想而付出的代价是限的。革命、特别是2011年开始的那场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它的代表性在于，它不完全是一场人民要求更加经济利益的运动，它的代表有很大的民族性。有好几个国家的革命起源是由于少数的部落或者民族受到了一个更大的民族压迫。现在，这个民族要争取权利，这个权利是带有经济性，但是更主要的政治上的。

但是，这种非常抓眼球的民族话题，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当你要来了这个权利之后怎么办？毕竟治理一个国家是个技术活儿，这时候你就不能用打仗的那一套了吧。于是，在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做法就是回归到宗教极端主义。并将经济发展罪恶化。

2011年在开罗采访时，我有一段比较独特的经历。为了取回被埃及海关没收的设备，我不得不去与埃及宣传部的部长见面。正对解放广场的部长办公室的窗子后架着一挺重型机枪，对准了广场，而广场上时不时还有人聚集。这里穆巴拉克已经被推翻，新的政府已经组建。但是，政府的运作方式却没有改变。我和这位部长就归还设备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愤怒地撕毁了一份他原本要批准给我们的文件。

他的所作所为，与他在那个专制的埃及工作时别无二致。这不得不让思考，一旦一个专制的政权被推翻，人能不能一下子就转变为民主人。看来这个问题不但在10年前是一个问题，今天它依然是。

人的民主化的速度往往被高估了。10年前，我们大多认为国家一夜变天，人的思想也会随之而变。但是情况常常不是这样的。即使是那些在专制政权当中的受害者，他们中的很多人也不可能很快变化成民主人，甚至永远也不会。

阿富汗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表面上民主的基本要素在这里已经非常完善，但是当一个专制集团重返现场时，只需几天，整个政权就可以重新变天。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大家应该非常清楚。将自由视为一种信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但不轻松，更常常带有不可知的一面。

10年后，反思10年前，由于时间不够长可能得出任何结论还为之尚早。但是有一点，就是大规模的社会实验亦简亦难。简在利用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发动起来不难；难在利用经济繁荣、和民主的全民认同来收场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