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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有不创新的权力吗?

在欧洲呆的越久,就越会为周围的一些事物感觉到触动。你比如说,在布鲁塞尔街头一些历史长达百年之久的老餐厅,他们的菜单一成不变。甚至连他们的大厨,去采购食材的菜市场,也一成不变。还有在意大利威尼斯的那些乐器店,有些商店甚至有了近200年的历史,他们制作乐器的工艺,从很早以前开始,就没有变过,有一家店,甚至就连拧弦的工具,都没有改进过。还有我最喜欢的有一家伦敦街头的雨伞店,这家店的历史也长达百年,他们制作的雨伞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在欧洲,你徜徉在这些老铺子当中,经常听到的词是nice、elegant。

 每当周末来临,或者重大的节日。女生们,穿着自己妈妈,甚至奶奶,甚至奶奶的妈妈,留下的衣服,去参加活动,或者去观赏演出。而男生们呢,穿的是自己的父亲,爷爷,甚至更早的祖先留下来的衣服,出现在活动的现场。

 在巴黎的街头,许多咖啡厅,因为生意的关系也是关关停停。但像花神咖啡馆那样的地方,却什么都没有改变。要是萨特和波伏娃现在重返人间,他们一定可以沿着过去常走的那条路,回到这里,连菜单都不用看,用他们那个时代的口吻,点一杯2019年的咖啡。

 在波尔多,一些酒庄老板向我感叹,现在生意确实不好做了,因为来了很多中国人,他们“创新”的能力太强了。中国老板的创新,甚至改变了国人对葡萄酒的鉴赏方式。很多法国人生产的,口味纯正的白酒或者红酒,在中国其实并不畅销,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中国消费者,觉得他们的酒口味太淡了,酒味不重。而中国人生产的法国葡萄酒,才更适合他们的口味。

 我曾经去Lonely Planet编辑部交流,他们说,关于欧洲的书,他们在内容上,调整是最小的。而他们的中文版,在中国的生意,很不好做。因为中国的出版商,或者中国的旅游电商们,创新的能力实在太强,他们完全不是对手。停止和中国的版权方合作,暂停他们的中文版,是迟早的事儿。

 在雅典的近郊,我认识一些老人,他们大约六七十岁了,多是一些中产阶级,或者知识分子。他们不要说电子支付,很多人就连Facebook、Twitter都没有听说过。用的手机,均是超过10年历史的、带键盘的诺基亚,或者是一些已经不存在了的品牌。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手机,招来工程师或者电工修理家里的电器、暖气和发电机。

 特别令我触动的是,在一座叫做布鲁日的小城,参加的一次脑瘫儿童的聚会。数十个来自不同地方的脑瘫儿童,以及他们的家长,聚在一起,分享的不是病情,而是欢乐。大家有说有笑,唱歌,喝啤酒。其中年纪最大的脑瘫儿童,已经十七八岁了。在这里,我第一次意识到,人民不但拥有不创新的权利,甚至还有愚蠢的权利。回想起不久前,在江苏才发生的一切,父亲和祖父一起,将一个年仅七岁脑瘫女童杀死的案件,真是令人感慨万千。

 在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成长的历程当中,不创新,不仅是愚蠢的代名词,甚至就是死亡的代名词。没有创新能力的工厂,不断被关闭,工人下岗回家。没有创新能力,是老板开掉一个员工,非常正当的理由。创新的大标语,从刷满大街小巷,到在手机上,处处刷屏。无论是卖烤羊肉串的小贩,还是那些身家上亿的富豪,中国人,人人都在朝思暮想着创新。因为这性命攸关。

 在医院里,人们用所谓优生检查的方式,在唐氏婴儿还没有出生前,就将他们的生命抛弃。我们不接受愚蠢的生命,人没有权利生而就蠢。而在欧洲,这样的孩子,不但会被生下来,而且父母、社会还会让他们享受和所有人一样的人生。我说这些,并不是想把落后的欧洲,吹嘘成一个天堂。我只是想说,不创新的人,或者不聪明的人,是不是有权利生活,或者说,是不是有权利拥有正常的生命?

 我过去常常感慨,中国很多七八十岁的老年人真聪明,他们会使用支付宝,能摆弄智能手机,可以下载无数的客户端享受电子时代。而今天在我眼中,他们这些奋力追赶时代,生怕被淘汰的笨拙身影,实在令人悲哀。假如创新,已经让我们这个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没有生存的余地,那么,这还是一样好东西吗?

 在苏州观前街的朱鸿兴吃面时,听到他们这里的员工说,他们也要做电商了。我心头不由掠过一丝悲凉,这样一家老面馆,他们能做好电商吗?他们合适做电商吗?但这家已经早是国有企业的老字号里的员工说,现在老字号也要创新啊,不然怎么跟得上这个电子商务的时代啊?

 我回忆起,在雅典阿提卡百货旁一家历史久远的餐厅,他们的服务员告诉我,这里的餐具都有了好几十年的历史。看着这些银光闪闪的刀叉,回忆起,我们点外卖时,那些摊在我们桌上的塑料的盆盆罐罐,以及在上海大街上,那些横冲直撞,争分夺秒,以性命搏生存的快递员们,世界的未来,真是令我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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