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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2日:事件众多而又毫无迹象的一天

2008年5月12日,我正在广州吃着一顿美好的午餐。这是我当驻香港记者的第三个年头,这三年来,常常在休息的时候往返于深穗之间,看看朋友,联络旧谊。而但凡我休息的时候,总是有事情要发生了。

 

这一天,又有一种莫名的紧张。那时,新媒体完全没有大行于道,记者依然是人们获得重大消息的唯一渠道。对于驻扎于外的人来说,紧张是一种普通得要命的情绪:生怕因为自己的疏忽错过了大事件。

 

我不断地摸手机,那一部很小的带键盘的诺基亚,只值几百元:很轻、收发短信很方便。总感觉它在或者要抖动了。一直到下午一点多,似乎还有没有什么事,我有点点放松地想,难道说今天就这样平安地过去了……

 

时至今天我还记得那天广州比较闷热。广州与香港不同,常常香港天空还透亮的时候,这里已经雨水连绵。我决定还是早一点回去,免得下雨。那个没有高铁的年代,广州到香港的火车条件算不错的,但开得慢的很。这时,各种短信出现了,北京有人说地震了,然后,接二连三有不同的地方的人发来短信说,感觉到了地震。这些群发的短信,给人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

 

火车按自己的慢节奏向南方开去,车上的我焦虑起来。在这毫无迹象的一天里,难道会有大事件砸下来吗?由港铁执行的这趟车,空调开得要比广州铁路局的车凉很多,三年来,我已经适应了这种差别,但这一天,却感觉自己的背上在冒汗。

 

火车大约在下午三点跨过深圳与香港的边境。装着香港号码的手机语音信箱的提醒接二连三出现,那时内地的电信供应商的能力还不能与香港的电讯公司比,起码在提供语音等服务上,远不如香港的便宜及快捷,但这个服务一旦跨境便不支持。手机里全是从上海打来的电话,留言的有东方新闻的、国内部,当时上海有着可能是中国最好的电视新闻团队,他们常常可能早于央媒获知消息,并更可能在CCTV之前将新闻播出。

 

对于在后者上的成就,让我极度热爱他们。我曾经采访台民进党的一位前主席,此公在我们的镜头前表示要向中共喊话,我将同期声剪入节目,后方竟然一字不改地播出。当然这是后话。

 

当我回电上海时,知道大事发生了!四川据说发生了严重到难以获情的地震灾情,他们要了解香港的反应。这时我已经接近红磡车站。香港记者站的技术、摄像在接到我的通知之后也在赶往办公室途中。到今天我已经记不得为什么那一天我们大家会放假,只记得当时非常后悔,怎么今天会放了一天假呢。

 

大约下午四点半的样子,我回到了位于湾仔的办公室。TVB已经在播出有关香港有震感的画面。不得不说,那时的电视台还是最强大的媒体。TVB的新闻部在袁志伟的领导下,打造了香港第一个24小时新闻台,其实应该也是中国的第一个。我与他相识,同时更与于他手下的人的相交,常常在一起干活。TVB的记者既跑一线、也当主播,这与我们内地将新闻主播与记者两个角色分离的做法不同,很有特点。

 

亚洲电视,即ATV的相关新闻也有了。此时的ATV尚未可知他们将在若干年后倒闭、全员回家的命运。虽然市场份额越来越逊,但他们的新闻部还是常常拿出与TVB一决雌雄的气势来。那时我更常去的是ATV,主要原因是他们位于广播道,离我们的办公室近,而TVB的大楼在将军澳,跑一次很不划算。

 

那时,在广播道的还有港台。那里的工作氛围,还颇有港英时代的风格。所有的技术用语,大家都用英文说,因为他们有时并不知道中文该咋说,时至今日,我自觉知道配音、导播、美编室等等等这些电视技术英文术语的用法,还是在这里学到的。

 

广播道也很国际化,由于制作英文节目,有许多外国人在这里工作。重要的新闻常常快速的制作出英文版,不但自己用,还发往全球性的其他媒体。 广播道的办公条件简陋,但这里常常让人们体会到新闻快速传播、特别是向国际性媒体传播的办量。ATV的传片室里,来自欧洲、美国、新加坡的电话不断响起,会让你充分感受到新闻传播学的定义。

 

这时,我的一个正在广播道的摄像打电话回来,说片子已经拿到了。香港震感较明显在元朗,主要是一些工业物业出现了晃动。这时距离六点半东方新闻的播出只剩下一个小时了。上海希望播片子并直播。而我们在香港掌握的情况极少,只知道香港靠北一些楼晃了晃。

 

在没有微信与朋友圈的年代,对一个记者的考验是全方位的。你常常要在没有任何一点线索的情况下,自己挖出一些料来。而你所说的,当然不能夸大事实,同样也不能将事实漏掉。这不太容易。我的经验是,一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比如上海问香港有震感吗,你想当然回答没有,就糟糕了。而你要回答有,他们就一定会问,片子你有了吗?要是你说有这个情况发生,却没有片子,那就更糟了。二就是要判断这个新闻的DEVELOPING,新闻是一个活物,它会成长、老去并最终死掉(就是没有人关心了),没有任何新闻会永远存在,而记者就是要告诉人们它的发展。

 

这第二者比第一点,更加困难。在五一二这毫无迹象的一天里,我身在距离四川几千公里之外的港岛湾仔办公室,怎么去介绍这事件的发展呢?

 

港府新闻处是一个高效的机构。他们很早就有一个所有记者可以使用的新闻平台,这个平台有点点像现在如日中天的“今日头条”,只不过他们都是发自己要发布的新闻及要公布的各种会议,算是一个较早期的新闻聚合产品吧。但是这一天,上面没有一点消息。只是简单的披露四川某地发生了地震。

 

事实上,特首曾荫权是在5月13日,也就是明天,将突然召开记者会。明天上午,大约就在会前半小时,港府新闻平台上公布了记者会的消息。我匆忙赶到特首府,正遇到穿着拖鞋赶到央视香港站站长老马,大家都非常紧张,不知道曾特首会说些什么。就是在这次记者会上,曾荫权第一个宣布向灾区捐款,也由此拉开了中国各地政府向灾区捐赠的序幕。

 

而此时的曾特首也应该不知道自己在多年后因为涉及财务问题会被查。这时的曾特首人气很旺,香港经济也相当不错,回归十周年庆典才过去一年不到,大家期待港股将跨越新的巅峰。市面一派繁荣。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才不过六七个月,在这之前香港人一直以为它是一家出租车公司,因为他们的宣传有太多贴在出租车上了。不少股民这时靠阿里巴巴捞了一笔,但人们估计不到,几年之后,它将从香港退市,并在纽约创造一个更大的IPO。

 

我在那紧张的一个小时里,也给港交所去了电话。之后几天里,港交所曾以休市半小时(还是十分钟?)的独特方式向汶川地震的死难者致哀。此一哀荣备至的礼仪,也是当时内地没有见过的。记得那一天,我们在港交所的交易大堂做了直播,港交所主席在直播中接受了我的采访,目前唯一记得的只有全体交易员驻立默哀的场面,实在令人感怀。而这种仪式也是港交所的传统。

 

一个被内地学者说成是“赌场”的地方,可以有这样的关怀。让我充分感觉到,香港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地方,因为他们很早就找到了远比财富更值得尊重的东西。

 

而现在,交易广场里也没有更多的消息,市场似乎在消化着一个危机。而更大危机始将在几个月之后暴发,这个即将影响全球金融市场格局的危机,此时已经怀胎九月。

 

时间在不断地向直播的时点推进。我的片子已经做了,并传到了上海,据说编播部已经编成了一组,而他们也在等待着更多震源地的画面,但是要拿到非常困难。

 

在2008年5月12日之前,2008年是一个并不显著,而事件众多的一年。身为驻香港的记者,关注的重点也是奥运会。而我似乎远离北京奥运会的中心,事并不太多。唯一的关联是,由于奥运马术比赛在香港进行,我做了不少有关马的报道,还知道马有三种性别。

 

而这一分钟,马术比赛似乎不再重要了。人们完全被发生在四川的地震吸引去了注意力。当然,在此时,只是一切的起点。你很难想像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自己会被卷入这件事多深。

 

我这时还不知道,下周的一天,我会站在香港立法会二楼某室的门口,并被眼前的场面惊到了。那时,立法会新楼还没有动工,大家依然在老旧的港英时代的大厦里办公。这里充满了历史感,激荡着一部近代以来香港人向港英当局争取中国人权力的历史。我非常喜欢这个建筑。而那天,我眼前的是:一群立法会的议员们集体躺倒,这不是抗议行动,而是在向内地同胞献血。血从议员们的血管里缓缓地流到采血袋中,有的来自与内地政治观点较一致的建制派议员,有的来自与内地政治观点分争很大的泛民派议员。工作人员说,血袋将会与香港其他单位汇集到一起,送往灾区。

 

这时,谁也不会想到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香港政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但是就我而言,无论发生了什么,我一直坚信香港人的选择。1842年以来,这块土地的命运随着国家的命运颠沛流离,中国人在这里最终存活下来,靠的是良心。他们的选择是凭着良心做的。

 

最终我与上海说,直播实在做不了。因为确实信息太少了,今天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晚上,我默默地坐地铁回到位于奥运站的家,这里更多的关于地震中心汶川的新闻出现了,场面太可怕了。我开始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件大事,而香港绝不会在这当中缺少新闻,她会与在之前内地一切大事件发生时,所扮演的地位一样独特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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