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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重选了!经历了上一回不怎么成功的民主实验之后,大家对这个消息并不感到激动,甚至觉得很麻烦。十年没有来这个距离南京西路梅龙镇1.5公里的小区居住了,再回来时,发现老年化已经成了这里最严重的问题。

 住在我对面A户型的老太太已经去世,据说是在他们家老先生去世不久走的。十年前,我在这里短住时,这个老太太一直将我错认作她儿子,搞得物业们每天下班见到我,都说,“把报纸给你妈带上去吧”或者“你妈已经把报纸拿上去了”,弄得我哭笑不得,估计老太太当年已经是阿尔茨海默症了。但让我吃惊的是,老太太儿子可以认错,但是打麻将的技能不减。几乎每个周末,她都会约来一群打扮得像拍老年版《色戒》的老太太,一起搓麻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一打麻将就喜欢开着门,透过老派的纱门,朦胧之间你会看到,四个老太太边打牌、边聊着陈年轶事,嘴里还吃个不停,老头坐在一旁的轮椅上观赏,眼睛半眯,似醒非睡。两个保姆在一旁端茶送水换果碟,忙得不亦乐乎。

 而今牌桌散了、房子空了,老太太在美国的儿子无心回国打理这份家业,就将钥匙交给了一个当年的阿姨,偶而这个阿姨来打扫卫生,看到满屋当年被擦的熠熠生辉的家具,全早已暗淡无光,真有一点沧海桑田的感觉。

 言归正传。104户居民组成的小区,现在已经成了老年社会,由于多数人家在上海都有不止一套住宅,年轻的子女们大多搬到远一些,但停车更方便、面积更大、小区设备更加现代化的房子里去了,或者出了国,仍与父母住在一起,也仅仅是图个孩子上学方便,周末时也不会在这里。这样一来,即使是改选,可供挑选的年轻一些的候选人就不多了。1920年代的老人,生活基本不能自理了;1930年代的老人,也就仅仅有下楼转一下的力气了;1940年代的老人正在给很晚婚的下一辈们带孩子; 剩下来就只有1950年代的这批人了,因为1960年代及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人在这里是业主非常少、只可用个位数记。而1950年代这批人当中,还就只有“日本先生”是能力最突出的。

 “少子化、短层啊,和日本一样了!”依然还是业委会主任的“日本先生”见到我就自然的开了腔。“有几个老得都走不动路了,还在选,你说行吗?他们能为居民服务吗?”“我和你说哦,我现在是很痛心,这么好的小区,就是被这帮人给搞的…… ”“好了,不说了!”“日本先生”颇有戏感的长叹一声,甚至眼圈一红。

 “我一直是支持你的,现在有哪些候选人啊?”我真心的、关切地问道。

 听我这么说,他的大眼睛立即、快速地向右上角一转,说道:“马上贴出来了!我跟你说哦,现在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有几个年轻的,能做事的…… ”边讲一边他的声音变得越低沉,搞得我也听了个迷迷糊糊的。大体意思是他也无心连任了,但是接班人他也选好了,准备帮其拉票,选战已经开打了。

 对于哪怕一个只有104户的小区而言,对于拥有最高权力的“长官”业委会主任这个职位,居民们有的选和没有的选还真是不一样。选战即将开打,小区的氛围也立即改观。最紧张的当属一直与“日本先生”关系紧密的这家物业公司了,因为一旦选举结果对他们不利,他们很有可能在合同到期之后被换掉。而这家物业公司又都是由一些沪上国企1990年代下岗的本地老工人组成的,自下岗以来,他们已经换过无数的工作,由于技能的缺失,或者岗位的淘汰,比如印刷厂再无报纸可印,银行网点被数字支付取代,停车场采用无人收费等等等等,他们在人生变得异常颠沛、也异常皮实,他们当中有的人很有流氓气,有的人很圆滑事故,有的人很奸诈狡猾。总之都是一些因为无权无势,又要争扎生存而磨砺出的“技能”。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却常常从他们那些“无所谓”甚至“吊儿郎当”的神情及烟火气中,可以体会出人间的冷暖和生命的残酷。如果这一次选举的结果是把他们赶走,这些人又将去哪里呢?(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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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鑫

周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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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上海。历任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编导,SMG驻香港记者,第一财经北京分部主任,财新传媒助理总编辑,一财英文版Yicai Global总编辑兼CEO。2008年至2017年间曾赴索马里、利比亚、埃及、突尼斯、叙利亚、乌克兰等等战争和政治动荡的核心地带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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